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田飞龙：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在历史接力与体系竞争中前行？******
中新社北京12月11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在历史接力与体系竞争中前行？
作者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判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奠基与制度实践指南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二十大的“思想名片”和“制度名片”，成为中国发展经验与智慧的总括性框架。
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见，中方清晰阐明对民族复兴与全球治理的系统主张和方案，世界各国对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深度关联抱有积极理解和期待。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更是全球经济复苏与全人类和平发展的生机。
2022年11月1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于印尼巴厘岛闭幕。李志华 摄现代化是一种世界历史命运，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进程，但各国各民族如何完成现代化？如何在价值和制度的双重层面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本国均衡解？如何在西方先发的现代化模式及其霸权话语下实现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定型？这是对非西方文明、民族与国家的规范性乃至生存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应对上述挑战的基本回答，也是人类现代化探索进程的新篇章。
东方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现代化(Modernization)本身是一个西方概念，是西方现代性(Modernity)在观念和制度上自我成熟与扩展的历史过程。现代化以现代性为价值基础和制度导向。现代性本身具有清晰的历史属性和批判意识：其一，现代性相对于古典性(Classicality)而言，是对西方古代文明及其价值与制度体系的批判性重构，是以个人理性为内核的文明形态塑造；其二，现代性在本质上是对诸神的放逐与对“全人”的理性界定和升华，人权与民主成为现代性的政治本体要素；其三，现代性在西方首先成熟和体系化，并通过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方式实现了全球化，造成“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化等级制”；其四，西方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在其内部范畴具有理性批判精神和多元性(如欧陆现代化、英美现代化等)，但对非西方文明及其国家民族则具有文化压制性和模式强制性(西方在其内部是“复数”，但在其外部却是“单数”)，这是西方霸权及其双重标准的历史与精神来源。
“古罗马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田雨昊 摄中国文明与政治体系自成一体，在漫长的古代史进程中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思想与制度成熟，而且以天下体系的方式塑造出对周边族群和不同文化的“协和万邦”体系，持续进行着文化输出、交流、互鉴，提供力所能及的和平与安全。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秩序与天下体系的协和秩序遭到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和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与压迫，从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双重进程：一方面是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在文化与制度上艰难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的进程。随着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的集体生存意识，现代化已是唯一的救国救民之道。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到底如何走、现代化命运到底会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证自明。
翻拍致远舰资料照片。甲午战争中，致远舰与日军吉野舰对战时发生爆炸沉没。张颖 摄从中国现代化百余年的历程来看，思想与制度路线的竞争和探索一直在进行。就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化精英展开了前后相继的道路探索，大体包括：其一，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物质(器物)现代化，其指导思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检讨的范围仅限于中国的物质技术落后，但洋务运动遭到了甲午战败的挫折；其二，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制度现代化，其指导思想为康梁维新派的变法改制论，理论检讨范围限于制度层面，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实现现代化突破，但变法失败，革命继起；其三，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文化现代化，有鉴于物质、制度层面现代化探索的挫折，中国的现代化精英寻求向中国文明更深处批判与革命，其指导思想是新青年文化革命理论，实践遗产是五四运动，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民主命题和科学命题。
市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曙光·伟业——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专题展。杜建坡 摄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精英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确实呈现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试错、逐步进化的过程，从而在现代化思想启蒙、社会运动与制度创新层面为革命性的变革准备了基本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显然离不开中国文明的自有基础，更离不开中国近现代过程的接力探索，上述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思想与实践运动，是一个前后相续、接力超越的历史综合过程，最终汇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和实践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背景、探索过程及价值与制度成效的权威而科学的总结。
内蒙古呼和浩特，读者在新华书店的宪法专柜前阅读。刘文华 摄处境与竞争：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
作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接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自我完善与惠及人类的历史过程。现代化存在“西方中心论”迷思，其精神根源在于：其一，从历史发生学上，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第一个成体系的思想与制度成果，是第一个被实证且行之有效的完整体系，由此带来西方的自信与非西方的自卑，这种结合偶然但持久，现代化是去魅化，但西方现代化成为非西方的新魅惑来源；其二，从文化领导权与霸权利益上，西方通过将自身现代化加以普适化而持续收取非西方的经济红利和文化红利，非西方的市场、制度与文化被西方强制性格式化与重新编码，非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存在逐步成为一种丧失主体性与平等竞争资格的依附性存在。
非西方之自主现代化内含的主权意识、民族文明意识和全球竞争意识，本来是西方现代化的起源密码，却在西方现代化霸权转化过程中成为非西方民族的探索禁忌。西方式现代化具有内在无法克服的精神自负与霸权基因，从而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进程的基本处境。其一，西方式现代化的精神条件是一神论和“西方中心论”，原则上不允许出现非西方的体系性挑战者，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唯一的体系挑战者和主要对手，这是西方式现代化逻辑的必然结果；其二，西方式现代化从16世纪以来累积五百年而成的全球霸权体系及其利益网络，是西方文明及列强群体竭力守护的遗产，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与全球秩序，故西方霸权的保卫战在精神动员与协调行动上虽有分歧，但共同利益更为凸显；其三，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复杂渗透、支配及其思想与制度改造，其深刻程度出乎预料，要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基本价值和制度上的制衡与竞争，其理论难度和实践难度需要充分评估与周全应对。
2020年5月29日，香港市民来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门口举行抗议示威，支持“涉港国安立法”，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张炜 摄中国与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历史综合性的理论命题，也是与民族复兴相伴而行的实践命题，更是民族性与现代性在中国文化和政治场景下的全新均衡解。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民族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相互结合的文明新形态的结构性和体系性探索，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基本姿态。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图景和要素来看，有着自身文明根基、实践理性和全球治理的系统方案：其一，国情和文化要素，包括人口规模巨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凸显对大一统智慧的传承和责任，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东方文化理解与守护；其二，社会主义要素，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高质量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其精神性、公平性、发展性与民主性的整合及结构化，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验证和体系化落实；其三，全球治理要素，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对天下主义当代性、和平发展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理性参与和贡献。
西藏昌都市洛隆县易地搬迁安置点阿托卡小康示范新村村民载歌载舞庆脱贫。何蓬磊 摄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自身文明和民族性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和制度体系，绝非复古主义、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而是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范性创新和实践性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必然继续在历史接力和体系竞争中前行。(完)
受访者简介：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曾赴瑞士弗里堡大学联邦制研究所短期访学(2009.8-2009.9)及担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与政治理论、比较法与全球治理、港澳基本法、涉外法治。兼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等。译有《联邦制导论》《美国革命的宪法观》等12部译著。著有《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观察》《政治宪法的中国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专著。
国是访问|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重回“合理增长区间”？****** 文/庞无忌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多重下行压力，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据专家测算，疫情暴发以来的三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低于5%，实际增速低于经济潜在增长率。 这种状况必须及时扭转！  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提振各界信心的重要信号。逐渐走出疫情影响的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回归“合理增长区间”？明年经济增长有哪些有利因素？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 康勇预计2023年中国GDP有望实现5.2%的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在5%-5.5%左右，所以明年预期增速处于合理区间。 他认为，如果明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则可以带动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推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国是直通车：毕马威对明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如何？经济增速能否重回“合理增长区间”？ 康勇：今年我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拖累将有所减少、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明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将有所改善，经济增速将较今年有所提升。 此外，2022年基数较低，也有利于明年同比增速的回升，预期2023年中国GDP有望实现5.2%的增长。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在5%-5.5%左右，所以明年这个增速处于合理区间。 央行去年的一个研究也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5.1%-5.7%之间，明年的增速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增速和高质量发展都很重要。 国是直通车：怎么样看待5.2%的增速？明年实现5%以上的增长有何意义？ 康勇：一方面，明年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加快，但总体复苏动能依然偏弱，5.2%的增速仍远低于疫情前6%以上的水平，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并不牢固。综合来看，疫情后四年(2020-2023)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约4.5%，依然弱于中国的潜在增速水平。 另一方面，明年我国5.2%的经济增速依然远超全球平均水平。IMF在10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2.7%，并指出占世界经济总量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在今明两年内至少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收缩。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114万亿元人民币，并有望在今年超过120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18%以上，在这样大的体量上实现5.2%的增速实属难得。 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2035年中国人均GDP可以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测算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仍需要4.5%左右的年均增速。 如果明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则可以带动中国经济逐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推动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哪些有利因素？ 康勇：2023年是贯彻落实二十大各项战略部署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宏观环境也将有所改善，具体体现在： 一是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加速放开。近期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和“新十条”相继出台。防疫措施不断优化，有利于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明年经济回归正轨。 二是消费随疫情缓解得到改善，储蓄助力消费复苏。随着防控措施优化，预计明年我国消费尤其是服务类、接触类、体验类消费将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家庭储蓄也有利于疫情后消费复苏。 根据测算，和历史趋势线相比，目前中国储蓄存款总体规模增加了近7万亿元。未来随着疫情的缓解、居民信心的加强，这其中的一部分超额储蓄也有望转化成消费。 三是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积极，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大支持力度。我们预期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仍将维持较为宽松的基调，支持经济持续复苏。 货币政策更加精准有力，继续将稳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上继续用好现有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突出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财政政策方面，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同时，预期我国将加大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财政开支，拉动有效投资。 四是高技术制造业、新能源引领投资增长。受政策推动，今年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表现亮眼，前11个月累计同比增长9.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尤为亮眼，超出全部投资增速近18个百分点。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大对产业优化升级、专精特新等高技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 五是房地产市场修复，对经济拖累减少。我们研究显示，房地产投资下降10%，会拉低我国GDP增速约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从需求端、供给端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房地产稳定发展，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特别是近期“三箭齐发”，从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三个方面支持房地产企业融资，有望改善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缓解企业的信用风险。不过也要看到，目前家庭消费、投资信心依然较弱，房地产的复苏可能仍需时间。 六是美联储加息步伐放慢，人民币汇率、资本市场压力减小。预计后续美联储加息步伐将明显放慢，明年2月和3月分别加息50和25个基点，目标利率区间达到5%-5.25%，此后美联储将停止加息。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团队预计2023下半年美联储将开始降息，并在年底降至2.75%-3%。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预期美元指数转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走强。同时，美联储加息放缓带动美国国债收益率转弱，中美利率倒挂缩小，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将改善。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明年稳增长、稳经济大盘的发力点主要在什么方面？ 康勇：今年以来，面对国内疫情散发，地缘政治紧张等超预期冲击，经济出现一定下行压力，为稳定经济，国家出台了一揽子经济政策和接续措施。从政策执行效果来看，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对推动我国经济复苏起到重要作用，但居民和企业预期偏弱，消费和投资意愿不足，政策效能有待显现。 明年稳增长经济政策要把恢复扩大消费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摆在优先位置，在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基础上，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同时注重财政、货币、产业、科技和社会等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财政政策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从政府债务情况来看，截至2022年三季度，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达到49.7%，较2021年底提升近3个百分点，但是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相比，我国政府杠杆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存在一定加杠杆的空间。预计明年政府发债或将保持一定力度，稳定经济增长。 此外，我们认为明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将进一步发挥重大作用。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通过政策性银行发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支持了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运用这一工具，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实现扩大有效投资、带动就业、促进消费的综合效应。预计明年政府将加大利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财政开支，拉动有效投资。 货币政策方面，要更加精准有力。稳增长仍将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今年M2增速处于相对高位，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我们认为明年货币政策在总量上依然保持一定力度，推动经济复苏。 此外，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放慢，我国汇率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将明显缓解，同时我国通胀压力不大，物价总体温和，对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掣肘将减弱，存在降息降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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